1997年11月26日,中国呼吸学界的一名泰斗——穆魁津教授离开了我们,一颗巨星陨落了,我们永远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的导师,一位长者,一位智者,一位同道。二十年过去了,但时间却不能洗刷去我对穆老那份深深的爱戴,那份沉甸甸的思念,那份油然而生的崇敬。
我1987年毕业分配到北大医院呼吸内科工作。作为一名住院医师,最初的培训是轮转内科各个科室。在毕业分配的时候,就听说北大医院呼吸科有一位着名的教授——穆魁津老师。我暗自庆幸,能够到这样的科室工作感到特别自豪。
由于在其它科室轮转,一直未能见到穆魁津教授,直到有一天我轮转呼吸科,在查房时才见到我仰慕已久的穆魁津教授。当时见到穆老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。中等的身材,花白而稀疏的头发,大大的眼睛,在眼镜后面散发着一种睿智的光芒。
穆老虽然走路时会呼哧带喘,但查房发言时却声音洪亮,以一种不紧不慢而厚重的男中音陈述自己的看法和观点。让人觉得那样和蔼,有一种亲近感。随着与穆老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,对穆老的敬佩油然而生。给我印象深刻的是,作为一名呼吸科的老者,他却深受呼吸病的折磨,经常看到他停在楼梯间或走廊中歇息。尽管这样,他仍坚持到病房参加查房,去图书馆查阅文献。每次大查房前,我去图书馆,经常能碰到穆老在楼梯间歇息。由于那时的图书馆没有电梯,穆老走到半层楼,总要休息一下。我出于尊敬,总是陪他一起缓慢地上楼,但每次穆老总是和蔼地说:“你先走吧,我走得慢,别耽误你的时间”。到图书馆看书,对于穆老来讲都是一种沉重的负担,但穆老以对知识的渴求和求知的热情,努力克服这些困难,坚持阅读科学文献。
记得1989年,当时我还是一名住院医师,吴辉祖教授找到我,希望我帮助他翻译一篇文章,是《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: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study of lung disease》,说是穆老让他翻译,但他看了以后看不懂。我欣然答应了。等到看到文章的全文,我惊呆了,竟然是《American Review of Respiratory Disease》的一篇综述,文章长达22页。初步读了一下,我感到压力巨大,因为其中涉及到的英文词汇不仅是医学上的,还有很多物理学方面的。我硬着头皮以很生硬的语言把这篇文章翻译了下来,最后请穆老审阅。他在翻译稿上,仔仔细细地进行了修改,稿件上到处是红色的字体,看上去有些凌乱,但认真研读后却非常清晰。经过数次的修改,1990年这篇译文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杂志《国外医学呼吸系统分册》发表了,而今天PET技术已经成为临床诊治的一种常规技术。不能不佩服穆教授当时对新事物的敏锐和远见卓识。
还记得我的第一篇论文,是对于结节病支气管镜活检的文章。写成后,我试探着向穆老提出请求,希望他帮我修改一下稿件。穆老很爽快地答应了。没过两天,穆老给我打来电话,希望我到他家去一趟。我到了他家,穆老请我坐下,拿出修改的稿件,我惊奇地发现,上面满是红色的字迹,既有修辞的问题,又有架构的问题,还有一些具体内容的建议。穆老首先肯定我的论文很有价值,就文中的问题一条一条耐心给我讲解,他边讲,又在上面进行标注。回来后仔细阅读穆老的修改意见,发现几乎每一句、每一个段落都进行了修改。我按照穆老的要求再进行修改,又送他去看,如此反复了2~3次,终于定稿了。我整理好最后的修改稿,送给穆老再审,虽然已经修改了几次,但他仍认真地进行审阅。我坐在他狭小的书房兼卧室的沙发上,看着穆老佝偻着苍老的身躯,花白的头发,戴着高度数的眼镜。他一边看,一边用红笔又在圈圈点点。一种由衷的感激油然而生。修改完毕后,穆老如释重负地说“好啦,抄完后可以送审了。”由于论文被穆老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,增加了很多内容,我怯怯地问穆老:“在作者中把您的名字加上吧”,穆老连忙摇头说:“不用啦!”我再叁请求,穆老仍然不答应。此时,我从开始的感激,转变为一种深深的崇敬。一个老前辈,拖着羸弱的身体,慷慨地帮助年轻人。而当面对署名的时候,他又是那样委婉地拒绝。他那种不慕功名,甘为人梯的精神,在今天谈起来,似乎有着更加特别的意义。
除了直接的帮助,穆老总是给年轻人鼓励,而且主动出谋划策。记得我还是病房主治医的时候,收了一个支气管狭窄导致左上叶不张的患者。联想到心内科当时用最先进的球囊扩张术治疗冠脉狭窄,主任查房时我提出,是否也可以对这样的病人进行球囊扩张治疗。当时马上遭到一名专家的反对,认为是异想天开。当时穆老没有发表任何意见,查房结束后他把我叫到一边,鼓励我说:“你的想法很有道理,可以去查查文献。”接着他又非常耐心地告诉我去查Medicus Index,要我用balloon、bronchial和stenosis三个关键词去查。我按照穆老的指点去查了Medicus Index,发现了几篇球囊扩张治疗支气管狭窄的文献,让我非常高兴,这说明我的想法还是对的。此后就一直试图寻找扩张球囊,数年后终于找到了,很快就开展了球囊扩张。从此我走上了介入呼吸病学的道路。试想,如果没有穆老的鼓励和指点,或许我不会走上介入呼吸病学之路,北大医院也不会有今天足以和国际接轨的气道介入治疗水平。
随着和穆老接触的增多,我深感穆老的和蔼可亲。在我心目中他已经不是当时想象中的高高在上的大教授,而是一名平易近人的好老师,甚至是可以无拘无束谈天说地的忘年之交。我时常会去他小小的书房兼卧室和他聊天,从学术到人文历史,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。一次我们俩聊起了晚清中国受到国外的欺凌,穆老说清政府不是不想抵抗,是实力不济,而实力不济是源于长久政治的腐败。让我这个当时的小“愤青”有了更深入的思考。
穆老学识渊博,知识面很宽。一次和他聊起来烟草的危害。穆老告诉我,纸烟的危害更大,为了让纸烟的卷纸和烟丝的燃烧速度同步,需要将纸张先在化学药剂里浸泡、晾干。燃烧时,这些化学药剂浸泡过的纸张燃烧时会产生更多致癌物。我这个当时一直埋头于临床书籍的小大夫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对于呼吸病的诊治,穆老有着更宽广的视野。在谈到颁翱笔顿防治时他提出颁翱笔顿要早治,早戒烟非常重要。到了肺心病阶段就很困难了。如果把重点放到肺心病的治疗上,不是一个好的出路。这些思想在他后来的着述当中又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升华。还有一次,在谈到临床思维中有的医生强调尽量用“一元论”来进行解释和诊断时,穆老说,是一元就是一元,是多元就是多元,不应把临床思维僵化、模式化,否则会导致误诊。回顾自己从小大夫成长的过程,深以穆老的观点为是。
穆老给我另一深刻的印象是对患者的关爱。举个例子,天冷的时候,每次查房看病人,他在病人床边问病史时总是不停地用手摩擦听诊器的胸件,等病史问完了,听诊器胸件也温暖了,这才开始给患者听诊。这一小小的细节,我看在眼里,记在心上,现在自己也已养成了这种习惯。这就是身教,是胜过语言的教诲。和穆老接触的日子里,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。
让我揪心的日子,是穆老离开我们前的日日夜夜。当时穆老患了严重的下呼吸道感染。知道他生病后,我赶紧去看他。即使此时,穆老仍然喘息着,半开玩笑地对我说:“自顾不暇,自顾不暇!”科里的领导对穆老的病情非常重视,何冰主任、许光润副主任、刘秉琨教授等纷纷看望穆老,指导穆老的治疗。由于颁翱笔顿过于严重,感染控制也非常困难,穆老的病情越来越重,终于有一天,突然加重,我亲手给穆老插上了气管插管。由于是清醒插管,穆老承受了很大的痛苦。看到他难受的样子,我的心里非常难受。经过数日的治疗,终于穆老的病情出现了好转,穆老在这时提出了看报纸的要求,真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动。一个周末,我去看望他,感觉他的病情明显好转,感染也得到了控制。老先生躺在那里,神智很清楚。我凑到他的耳畔,对他说:“穆大夫,您再坚持坚持,过两天可以拔管了。”然而没想到的是,当天晚上高干病房就打来电话说穆老的病情加重了。我连夜赶到医院,看到穆老全身大汗,呼吸窘迫,气道压高,潮气量低,很象是气道梗阻。我立即给穆老做了支气管镜检查,结果发现一块巨大的痰块阻塞在了气管插管的下端,取出后痰栓足有拇指粗。一问护士才知道,穆老认为快拔管了,而吸痰太痛苦,坚决拒绝吸痰。我真后悔上午对他说的话。的确气管插管让他痛不欲生,我们深深理解老先生当时的苦痛。穆老平时也很怕疼,因为怕疼他一直没有治疗自己龋齿的残根。穆老就是这么一个真实的人。此后,穆老的病情又开始恶化,直到2周后出现了脑出血,所有人都失去了全部的希望。
穆老就这么走完了一生。这一生充满坎坷,更充满辉煌。他是那样和蔼,那样热情,那样认真,那样勤勉,那样睿智明达,那样乐善好施,那样平易近人……他以自己的慷慨,获得了人们的崇敬。他燃烧自己,照亮别人。用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描述他的一生绝不为过。我怀念和穆老相处的日子,怀念他的音容笑貌,怀念他为北大医院呼吸科做出的巨大贡献,怀念他对我国呼吸学界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。穆老永远活在我们呼吸人的心里!
(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 王广发)